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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寅恪致陈垣的“敬求教正”

总第114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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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、图:臧伟强
  陈垣(1880-1971,字援庵,号励耘)与陈寅恪(1890-1969),均为中国学界位尊九五的人物,一位久耽京城,一位终老羊城,故被史学界称誉为“南北二陈”,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则将此二人与吕思勉、钱穆一道,推举为“中国现代史界四大家”(语见严耕望著《治史三书》),而公认的“二十世纪五大史学家”,他们双双名列其中(另三人为王国维、顾颉刚、钱穆)。
  陈寅恪与陈垣,作为举世公认、高屋建瓴的一代考据学巨子,其治学路数虽未清晰分界,然细究之,无论是在治学方法、理念,还是在出身、经历、性情等方面,他们迥然有别。鄙人才疏学浅,人微言轻,对这两位学界耆宿不敢妄加评判,仅略谈所知。
  首先,在治学方法及理念等方面,他们各有千秋。陈垣是以“述证”的方法治史,即注重史料的搜集、整理,通过对目录、校勘及年表研究,进行贯串比对,从而找出历史及事件的真相,其治学方法平实,方便后学。一如学者柳诒徵赞之:“励耘(按:陈垣号励耘)手有炉锤,眼似岩电,笔端诙诡。考据之业,到此境界,真神乎其技,空前绝后也”(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1952年3月11日尹石公来函);严耕望先生论及陈垣则曰:“著作以平实著称,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,但扎实稳健,而能见其大,虽卑之无甚高论,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,但其创获着实丰硕,其论著不但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,且亦易于追摹仿学”(语见《治史三书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)。陈寅恪所擅长的则是以“辨证”的方法治史,即在史料并不集中的前提下,以诗文证史,其学术理念与治学手法则不同于乾嘉诸前贤,不以考据而考据,他博闻强记,一个立意常运用多种语言,用比较法来研究、讲述。因此,其学术思想与阐释略显古奥,高深莫测,就连大学者姜亮夫都坦言:“寅恪先生的课我最多听懂三分之一”(姜亮夫《忆清华国学研究院》)。孔庆东博士认为,陈寅恪辉煌成就的取得多赖于其个人天才,依孔庆东意,研究学术,陈寅恪本人力举千钧,且举重若轻,此犹如羊肠小道的学术道路,非常人所能及,难以得其真传(参见《空山疯语?阴山煮酒》,孔庆东著,重庆出版社2008年5月版)。
  对此,桑兵先生曾言:“陈垣的述证法切实而重功夫,可凭后天努力,陈寅恪的辩证法精深而须卓识,需极高天分和机缘,难以把握。融合二者的方法治近代史,方能穷尽史料之用,而免于凿空附会之弊”(桑兵著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?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》)。
  “九?一八”之后,两人的治学方向与理念钧有所改变。陈垣不再着重强调考据,
  已开始留意民族气节问题,借古喻今地为文,垂范后来人;陈寅恪则开始关注政治制度,系统地研究尖端性问题,又因目盲脚膑,唯研治清初文学。
  其次,在学术成果方面。他们虽都未曾荣获学位,但成就均斐然显赫,亦或可称等量齐观。唯不同的是,陈垣在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有影响的考证学著述迭出,而至五十年代后,因思想大变,提倡学术服务社会、服务人民,著述愈显平和甚或颇具政治色彩。经查刘乃和所编《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》,笔者发现,后端虽列有文章82篇,但大都为改造思想、培养师资、学习心得类,纯粹考据文章,诸如《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》、《跋西凉户籍残卷》数量甚微,且多为短篇。严耕望教授由此阐示,陈垣的治学轨迹是“钱、顾、全、毛”, 即初为钱大昕的考据之学,次为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,然后是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,最终则为毛泽东思想。“老年以毛为师,常说自己‘闻道太晚’”“先生一向热心世务,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,后来也看出势头不对,所以自1962年以后,似已不再热衷为政治作宣传文字”(见严耕望著《治史三书》)。据桑兵先生推测,二战后陈垣笔耕锐减,个中原因,当不仅仅缘于政治,恐怕与曾不断激励他的大汉学家伯希和谢世不无关系(参见桑兵著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》第八章《陈垣与国际汉学界》)。
  而陈寅恪则不然,在学术上,他坚守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,不为政治所宥(亦有学者认为他在晚年因党派关系将学有所长的汪笺、周一良逐出师门即有悖此意),愈到晚年学术思想愈见风骨(其治史重心由中古下移至近世),重量级学术著作迭出(多为专论而无通论),声誉日隆。据统计,他一生撰有专著四部,生前发表单篇文章108篇,去世后经他人整理发表单篇遗稿18种(参见马幼恒《陈寅恪已刊学术论文全目初稿》,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《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》)。《柳如是别传》,八十余万字,考证繁琐,叙述冗长,就是他在晚年双目失明情况下,历经十载写、改而后竣稿的(黄苗子认为这是以“宰牛刀杀鸡”,钱钟书则认为“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”)。以严耕望语论定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及其成果,最为适宜;“立身处世,各走极端,绝不相侔”(语见《治史三书》)。
  再次,在身世、经历方面。陈垣出身于商贾之家,属自学成才,而陈寅恪出身书香门第,少年东渡日本,继而远涉重洋,沐欧风美雨、承现代思潮而学有所获(通晓二十多种文字)。陈寅恪在学界较陈垣“出道”略晚,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受聘清华学校(1928年始改为国立清华大学)国学院学术导师之际,陈垣已然为举世瞩目的大学者,而他方自欧洲归来,此后才渐露头角,即便在三十年代初,也仍未尽现日后如日中天的学术强势。难怪伯希和在1933年感慨而言:“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,惟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两人”(见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4月27日尹炎武来函)。其实,此刻伯希和已识陈寅恪,留欧期间,陈寅恪还曾由王国维引荐拜望伯希和,陈垣欲与伯氏联系,也曾找陈寅恪索取通讯地址(见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三十一夕陈寅恪来函)。不过,据桑兵考证,陈寅恪得伯希和明确肯定,当在三十年代末受其荐任牛津大学中国学教授之时(见桑兵著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?陈垣与国际汉学界》)。
  最后,在禀性方面。学术之外,陈垣中正平和,交游广泛,且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。抗战初期,国土沦丧,虽身在敌占区,但他洞明世事,果敢地立于救亡图存的前沿。正是因他敢于挺身而出凛然与日伪周旋,才使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唯一不挂日伪旗帜的高校,诚如史念海所言“在风雨漂泊中,赖吾师鼎力维护,卒能止彼敌寇之觊觎,伸我民族之正气”(见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1945年9月15日史念海来函)。陈垣曾常年担任大学校长、研究所所长等社会职务,研学之外,不顾年迈频繁出席各种会议,热心于国家与民众事务,为人们景仰而传诵(参见《史学家陈垣传略》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《陈智超自选集》)。而陈寅恪独操“纯净学术人风格”(严耕望语),威严肃正,恪守学术,远离尘嚣。其平生除担任过一遭蔡锷秘书(按:时在1915年),再未出仕(就连系主任一职都坚辞不就,对敌伪更是不予理睬)。据陆健东讲,1954年,中科院拟聘请陈寅恪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。毕生始终不肯接受马列主义的陈寅恪提出两条“不正当条件”:“历史二所不学马列”、“毛公或刘公给一亲笔批示,以作挡箭牌”;康生“屈尊”拜访,他更是托病拒见(陆健东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,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)。尽管如此,“寅恪先生决非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,其满篇考证文章里所谈所述皆为成败兴亡的政治问题”(季羡林《怀旧集?回忆陈寅恪先生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)。
  陈寅恪与陈垣这两大名宿,在那文人辈出难免相轻的年代,情谊契合,犹如管鲍,堪称现代君子相交之典范。检视《陈垣年谱配图长编》(刘乃和等著,辽海出版社2000年10月版)获知,1926年7月13日,陈垣前往中央公园来今雨轩,晤陈寅恪与吴宓。《吴宓日记》(三联书店1998年8月版)载:“待至六时许,陈垣来,七时,陈寅恪来。宓请二君用西餐(花费六元),为使寅恪得与陈垣谈其所学,且入清宫参观也。晚十时半始散”。陈垣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,负责故宫文物的清点、移交;陈寅恪则是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,吴宓即为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。由此推断,这一晚,当为两人初次谋面。他们相谈甚欢,从七时直至十时半。史学二陈数十年间交往,由此拉开序幕。
  晤面虽少,笔谈却不断。时二人虽均同寓北京(按:1928年改称北平),但一住城内,一住西郊清华园,故时有信函。《陈寅恪?书信集》(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)录有18通,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录有陈寅恪来函21通(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录19通,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增录两通)。尺素之间,或是盛推学人(如1929年9月13日函引荐吴其昌)、书籍(如1930年10月19日函推介“西文本两种”),或为介绍人才(如介绍画家汤定之)、间或代查资料(如告知伯希和住址、请求代检《全唐文》中人名索引)等等。
  陈垣极为欣赏陈寅恪的才情,诸如:“文成必先就正于伦(明)、胡(适)、陈(寅恪)诸公”(1939年1月4日陈垣致子乐素家书)、“惜胡、陈诸先生均离平,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!”(1940年1月7日陈垣致陈乐素家书)、“余著《清初僧诤》初稿已成,惜重抄一回不易,不然,则寄寅丈请教也”(1941年1月19日陈垣致陈乐素家书)。至若1942年陈寅恪寄居已沦陷的香港期间,陈垣更是时时惦念。对此,陈寅恪女儿流求等著《也同欢乐也同愁》(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)有所述及:“一日,陈乐素(1902-1990,陈智超之父)先生扮成携子回乡的难民,背一袋米绕路送到我们家”(按,对此,笔者曾求证于陈智超先生,他对笔者言,其父当时在香港英华中学执教,寓所与陈寅恪家均在九龙,一日,时年八岁的智超随父探望祖父挚友陈寅恪)。
  素不喜嘉许他人的陈寅恪也颇为看重陈垣的学识。1929年,他曾恳请清华校方聘陈垣为清华国学院导师,而陈垣以“不足继梁(启超)、王(国维)先生之后”为词,再三婉拒(见蒋天枢《陈寅恪编年事辑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9月版)。陈寅恪曾为陈垣的木刻本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及《敦煌劫余录》、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撰写极具深度的序言,如,在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序中即予以高度评价:“新会陈援庵先生著述,尤为中外学人所重。盖先生之精思博识,吾国学者自钱晓徵(大昕)以来未之有也”。陈寅恪致陈垣函19通无一不充斥谦恭之意,如,1933年10月15日函起首便是:“昨日快聆教论,欣慰钦佩之至……”;1935年1月6日函则曰:“顷读大作乞,佩服之至……”等等。
  然而,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,因励耘主人思想大变,二陈间交往渐疏,乃至绝迹(料想1949年陈垣《致胡适的公开信》中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“我想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”一言,或然给陈寅恪带来不快,甚至羞怒)。1952年12月2日,陈垣曾由京致长沙杨树达一函:“高邮(按,指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)岂足为君学?况我公居近韶山,法高邮何如法韶山?”(语见《陈垣来往书信集?杨树达》)。杨树达未曾回信,但将此函转示陈寅恪。陈在致杨回函中道:“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(按,湘军名将)故宅,其地风水亦不恶,惜励耘主人未知之矣”(见杨树达著《积微翁回忆录》),言下之意,谓自己也居近韶山。对陈垣此刻治学理念与心态,陈寅恪显存异议。查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,读1954年前后陈垣致冼玉清女士函,得见时有“晤寅恪先生时,幸代致侯”“寅恪先生起居佳否?”“有与寅恪先生唱和否?”等字样,对陈寅恪的挂怀,昭然若揭。
  陈垣与陈寅恪,均逝于“文革”期间,唯不同的是,援庵先生远离揪斗、抄家等祸端,几近寿终正寝;寅恪先生则被横批竖斗,堪称家破人亡。这恐怕正是陈垣不求富贵唯求安逸(有人评说他伴有“好好先生”色彩),陈寅恪不研马列而独求自我之结果。
  业内人悉知,陈寅恪被誉为“残缺的国宝”,自1947年双目失明后,所遗墨迹均由夫人唐筼(1898-1969)代笔,此前的亲笔手迹则更为罕见。对唐筼助盲,章士钊曾赞而有诗:“天然写手存闺阁,好醉佳人锦瑟傍”(见《和寅恪六七初度,谢晓螢置酒之作》)。唐筼,字晓螢,清同治进士唐景菘之孙女,德才兼备,陈寅恪在三十八之年与她结连理之好(按,学业为重的大师此前已进入当下所称的“剩男”行列)。依寅恪先生本人言:“寅恪少时,自揣能力薄弱,复体孱多病,深恐累及他人,故游学东西,年至壮岁,尚未婚娶”(《寒柳堂集?寒柳堂记梦未定稿》)。
  是册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考》(成散页状),为《蒙古流派研究》之一,虽未署上下款识,仅有“敬求教正”四字,但据陈智超先生讲,确为陈寅恪在1930年秋季的亲笔留痕,对此,他已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?前言》中特地谈及这仅四页之多的陈寅恪题赠其祖父之排印本。此外,陈寅恪另赠其祖父抽印本《李唐氏族之推测》(包衬书面题字为陈垣手笔),题赠字迹也仅为此四字。由是可推知,“敬求教正”后端略去姓名,乃陈寅恪赠书之“惯例”。面向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考》,随意翻看便会发现,文内间有校语(存毛笔改痕多处),审其笔迹,经比对,笔者也认定犹出自寅恪先生遗墨无疑。
  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考》(《蒙古源流研究之一》,载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2—1,1930年5月),为陈寅恪据北平故宫博物院所藏蒙古源流之蒙文本、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等
  新史料撰成。通过对彝泰赞普之名号的考证,挖掘了《蒙古源流》涉及到的吐蕃史重要史事。据此,他认为:“此赞普之名号既已辨正,其年代亦可考定焉。”
  赞普,古西藏吐蕃王号,为松赞干布仿唐设立。赞,雄强之意,普,男子。唐代吐蕃赞普之名号蕴含多层意义,对赞普名号年代之分析,可考证赞普在登基前后的诸多史实。彝泰赞普(804—836),即墀祖德赞,史称热巴坚王、可黎可足,因其年号为彝泰,故唐书中也称他为彝泰赞普,西藏史书誉其为吐蕃三大贤君之一(与松赞干布、墀松德赞齐名)。
  《李唐氏族之推测》(载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3—1,1931年8月),则是陈寅恪试述李唐皇室宗源的一篇论文。唐帝国是中国古代空前强盛的朝代。但唐代李氏皇族的先世,究竟是汉族还是胡族,历来说法不一,李唐皇室甚至还对其氏族及先世事迹予以杜撰。陈寅恪反对“胡族说”,著此文认为:“李唐先世本为汉氏,若非赵郡李氏之‘破落户’,即是赵郡李氏之‘假冒牌’”。据他认为李氏血统本未与外族混杂,若仅就男系而论,则纯粹是汉族人。文章考证精确,耐人寻味。继而,陈先生又接连发表了《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》、《三论李唐氏族问题》及《李唐武周先世或迹杂考》等三篇学术论文,从而构成对李唐氏族专题研究的权威性。此题赠本,内页存陈寅恪“敬求教正”字迹,外封面书名,即出自陈垣先生手笔。
  除却签名本,不才还藏有陈寅恪亲笔致陈垣信封一枚(封面所印墨竹数枝,出自其兄陈衡恪手笔,信稿早已云深不知处,存遗珠之憾),与之呼应。陈智超云,签赠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考》后,陈寅恪很快便来函,言明文中存谬,并特请他“不要示人”。查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,此函列于其中,时间为1930年5月9日。现过录此陈寅恪来信原文以飨读者:“前呈拙文(按: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考》)首段误检年表,致有讹舛。可笑之至,疏忽至是,真当通改。乞勿以示人,以免贻笑为幸”。信中所言“误检年表”,系指将《蒙古源流》卷二所记达尔玛持松的生年公元866年误为公元878年。无独有偶,览读三联书店2001年版《陈寅恪集?书信集》,书中所录致胡适书札,第二通内容竟与之颇为相近(时款亦为5月9日)。
  无论如何,题赠文章,犹有信封,今归舍下,不胜欣悦。此两篇学术文章与相关信札,真切地见证了陈寅恪这位“教授的教授”谦虚谨慎、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,而两位学术耆宿间的交谊,在此亦一览无遗。
  于此附记,陈智超(1934-),陈垣长孙,宋元明史学者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面世的陈垣有关著作,几乎均由智超先生整理、编注、导读,可谓研究陈垣学术最具权威性的学者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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